网友:工资好比眉毛短,物价犹如头发长
“近5年来，我国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仅为财政收入增长的1/3，农民的收入增长仅为财政收入增长的约1/5。且随着2007年初以来CPI的快速上涨，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正在贬值。部分企业高额利润以职工低收入为代价。”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职工收入成为不少代表委员关心的话题。他们站在工薪阶层的生活立场，解读“职工收入应该随着什么因素上涨”。这些话题也引起了网友的共鸣
工资“跑”不过CPI
网友来自IP 221.204.16.* ：工资好比眉毛短，物价犹如头发长。都是在涨，给人的感觉却是“两重天”：物价上涨，特别是农副产品价格的暴涨，让普通百姓口袋干瘪，相反工资涨得太慢，大多数人感觉不解渴。
网友来自IP 222.90.28.*：物价一再涨，工资却像蜗牛爬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降低了。工薪阶层就靠工资过日子，如果这块“缩水”，看病也好，买房也好，都成问题。工资可以跑不过刘翔，但一定要跑过CPI！ 新华网友IP 125.36.142.*：居民收入增长太慢，物价上涨太快，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不是在提升而是在下降。这种情况不是人们愿意看到的。希望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平稳物价，增加收入，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提高。
员工工资在“爬”，高管工资在“飞”
网友“九思之为民众坚持”：我不仅关心工资涨多少，还关心工资怎么涨？是不是高管涨多少，员工也按比例涨多少？如果不是，这种涨工资就不会有什么含金量，涨工资的不公正最终结果是底层劳动者在物价上涨中生活更窘迫！
网友“滑力加”：要说这几年工资一直在“爬”，完全正确。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通员工工资一直是处在“爬行”的状况，而企业高管的工资却是在“飞”。
网友来自IP 125.40.75.*：我国有关的劳动法律法规已经比较健全，企业工资怎么涨，涨的比例是多少都有明确的阐述。可企业老总们不执行怎么办？
保障职工正常涨工资，政府这名“ [size=+0]裁判”不能缺位
网友来自IP 219.159.15.*：国家应当制定相应措施，提高普通劳动者和基层公务员的工资待遇。只有让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也随着企业的利润收入、物价上涨幅度同时上涨，而且工资上涨幅度应当高于物价上涨幅度，才能真正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让百姓得到实惠。
网友“黑郁金香”：国家的最低工资标准，应该按照每年公布的GDP增长的比例增长。同时要定出最高工资标准，不能是高管们永远拿的是天文数字，员工工资就得慢慢地涨。
网友来自IP 117.76.95.*：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如果不能让一些企业恶意压低工人工资，就有必要改一改。建议规定一个“基本生活费用”，起数值由地方政府规定，每年按上年的GDP和CPI指数来决定，由用人单位支付，无业人口由社保基金支付，不发达省份由中央财政补助。
网友来自IP 59.35.160.*：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工资发放必须干预。这种干预不是要求企业如何发放工资，而且要监督它如何发放工资。这些年一些企业大幅加薪，但是基本上都是增加到管理层头上，而不是职工头上，致使许多企业内部工资差距大，严重挫伤了员工积极性，而且员工还不敢提意见，提了就被炒鱿鱼，这是极不公平的，必须抓紧解决。
网友“阳信人”：工资问题要按市场规律办事，政府不好过度直接干预企业工人工资的增长，不能指挥企业何时增长工资以及增长多少。但政府要做的事不是没有，比如及时完善最低工资标准，用法律法规来保障不让一些企业恶意压低工人工资等。
工资拿多少由谁说了算? (来源：中国青年报)
近些年来，GDP的涨幅、税收的增长，都明显高于劳动者收入的增长。正如一些代表分析的：“整个GDP的国民收入分配向企业利润和国家财政集中度提高了，分给老百姓的份额不断下降”；“劳动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比重不断下降，而且已经降到警戒线了”；“财政长期高速增长，其实不利于‘两个比重’的提高。
为缩小收入差距开药方，一是“限”，一是“涨”。前者指限制最高工资。比如，一些委员就认为，垄断是造成当前收入分配悬殊的重要原因。国家对垄断企业要拿出硬办法，使用约束性指标，设定最高工资标准；后者是普遍增加劳动者的收入。
“工资条例”无法替代政府责任 （来源：中国网）
众所周知，企业往往参照公务员加薪的比例，根据企业效益来自主上浮工资。然而，企业管理者设计制定的调资方案带有极大的“利己性”———企业利润向企业高管、中层管理人员严重倾斜。一半以上的利润流向了企业上层，剩下的平均到每个职工身上就寥寥无几了。企业分配制度的不公，与职工在收入分配、工资改革等方面缺乏话语权和监督权息息相关。我国《工会法》规定，企业调资和大的投资经营决策等事项，必须经职代会审议表决。可现实是，组成职代会的“职工代表”大部分是企业的高管和中层管理者，不合理的调资方案同样得以顺利实施，职代会沦为走过场。
因此，“干预”和引导不公正的企业分配制度回到健康的轨道上来，在法制的框架内规范运行，需要政府行政公权力适度介入参与企业分配制度的重建。譬如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当前“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地位严重不对等，前者对后者缺乏有效的监督，后者却对前者拥有绝对的“生杀权”，来自于政府的公权力引导协助处于弱势地位的职工去与强势的资方进行谈判，同时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损害，是推进工资协商制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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